康生的代号叫“老板”，陈云叫“先生”，周恩来的代号叫什么？

发布日期：2024-06-15 15:43    点击次数：114

本文为毛选第二卷第五篇文章《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的历史背景解读文。

本文发表于1938年5月15，全文很短，但分量十足。

该文内容，主要是警告边区的反革命分子，如果不收敛，继续动摇边区的社会体系，必将受到严惩。

在文章结尾部分，教员用严厉的口吻说：

“倘有不法之徒，胆敢阴谋捣乱，本府本处言出法随，勿谓言之不预。切切。此布。”

“勿谓言之不预”这句话的分量很重。

估计关注国际政治的朋友，应该都有所了解，咱们的风格是说得越多，事情越小，说得越少，事越大。

在外交语言体系中，“强烈谴责”、“严正抗议”这些词是用来表示反对态度的。

而“勿谓言之不预”一出，就代表我们已经准备好动手了，颇有最后通牒的意味。

1949年2月，《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教员亲笔撰写的公函，警告傅作义等如果再不做出符合历史形势的选择，“城破之日...必将从严惩办，绝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

随后北平就和平解放了，没耽误开国大典的举行。

1962年，阿三也吃到了一张“红牌”，但阿三没有当回事，差点上演新德里保卫战。

1978年，越南也吃到了一张勿谓言之不预的“红牌”。

后来那边被搞成了实战练兵场，全国各大军区轮流跑过去练兵。

勿谓言之不预，这句威慑力十足的话，最早被我们用于外交场合的特殊型号，好像就是出自教员的这篇文章。

除此之外，我没有查到比这更早的记录。

教员当时是在一个啥样的环境下，才说出了这样一句警告意味十足的话呢？

说来也不复杂。

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后，作为交换条件，延安方面答应南京那边，会暂停共产主义宣传，暂停土地革命。

暂停土地革命等政策开始执行后，边区出现了很大变化。

曾经被打压的地主，以为好日子来了，又开始聚拢闹事。

要求把他们没收的土地，还给他们，还要求恢复此前被废除的租约、欠款，让农民还钱，恢复过去的秩序。

再加上，边区跟外界的联系加强了，全国各地的人以各种方式涌入边区，这里面既有抗日青年，也有各方面的特务和汉奸。

混进延安的特务分两类，一类是特务，一类是奸细。

“特工是参加专门的特务组织，受过专门特工训练，承担专门任务的特务。”比如中统和军统的人。

“奸细汉奸是混入根据地内部，替日伪效力的民族败类。”

这帮人进来后，就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搞事情。

搞事情的方式也分两类，一类是公开活动，比如以群众等面貌露面，试图破坏延安的社会组织体系，地主闹事就属于这一类；

还有聚拢起来当土匪的，大肆破坏延安的生产活动，搞得人心惶惶。

另一类是打入内部，从内部隐蔽破坏延安的组织体系。

这些汉奸特务打入延安后，就会改名换姓，表现地异常积极，以骗取上面的信任，骗取职位；

或加入地方团体，伪装积极抗日青年，伺机混入我军；

或将刺探到的情报，出卖给敌人，为敌人进攻向导，谋杀高级干部。

比如比较出名的双面间谍，被誉为“蓝色007”的国民党第二代谍王沈之岳。

沈之岳就是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后，潜伏到延安的军统特务，核心任务就是刺杀教员等高级干部。

1938年4月，沈之岳化名沈辉，随着一位同情延安的教授访问团来到延安。

他自称是访问团中萧致平教授的私人助手，借口就地参加革命，就留在了延安。

后来混入抗日军政大学，据沈之岳回忆说，他在延安深得信任，差点就成了教员的秘书，但后来被调离机关岗位，被派到新四军第三支队协助张云逸工作。

“一些史学家认为，皖南事变中就是沈之岳，将新四军动向的情报传递给戴笠的。”

沈之岳虽然是战略特务，可他的特务行为不是个例。

据统计，潜入边区的职业特务汉奸，加上后来新发展的特务，多达700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教员还不对内部的情况，严加管理，那延安的组织体系就会被这些钻进来的特务奸细破坏的千疮百孔。

可见，延安确实有强烈的反特锄奸需求，这才是康生如此活跃的根本原因。

教员本人高度重视锄奸工作。

从全面抗战一开始，教员就在一系列文章、讲话、电报和指示中，强调汉奸问题。

1937年7月，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教员就提到，要“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的财产”，彻底肃清军队和政府机关中的汉奸。

同年8月发布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教员再次强调要制定一系列惩治汉奸的政策。

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教员分析抗日战争初期的情况和教训，说汉奸问题已经极其严重，汉奸在战区则援助敌人，在后方则肆行捣乱。

1938年5月，在《论持久战》里，教员把汉奸视作当前阶段最大的危险，“这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经济困难和汉奸捣乱将是两个很大的问题。”

从全国范围来讲，论持久战的核心就是抗战到底，而汉奸问题如果得不到遏制，就会威胁这一战略的实施。

从抗日力量的维系上讲，教员认为延安是最可靠的抗日力量，而国民党也是较为可靠的，“国民党，因其是依靠英美的，英美不叫它投降，它也就不会投降。”

所以在教员的视角里，维系延安的社会稳定，是赢得抗日战争的重要环节。

如果延安被敌特破坏了，会极大伤害中国的抗日力量，这是不允许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和判断，教员在这篇文章发布后半年左右，就指示成立了级别很高的社会部，专门负责反特和锄奸工作。

“目前日寇汉奸及顽固分子，用一切方法派遣奸细企图混入我们内部，进行阴谋破坏。为了保障党的组织的巩固，中央决定在党的高级组织内，成立社会部。”

社会部的主要职责是“有系统地与敌探、汉奸作斗争，防止他们混入党的内部，保障党的政治任务的执行和组织的巩固”。

抗战时期，社会部就是延安隐蔽战线的最高指挥中枢，权力很大，部长是康生，副部长李克农。

康生这个人很不简单。

当年，康生接手情报工作，跟顾顺章叛变有很大关系。

机会在于人事变动。

顾顺章当时的地位很高，他实际上是周恩来的副手，是特科的二号人物，那个时候颇有名气的陈赓，则是顾顺章的助手。

后来顾顺章被捕，立马就叛变了，把知道的东西都交代了出来，整个上海的机构，差点被一锅端。

无奈之下，特科只能改组，取消顾顺章知晓的全部工作方式，顾顺章一个人叛变，全部工作都要发生改变，可见他当时的位置有多重要。

改组后，周恩来、陈云、康生、潘汉年、邝惠安参加工作。

后来向忠发又叛变，供出了周恩来的很多消息，无奈之下，周恩来只能离开上海，前往苏区，特科工作交由陈云负责。

陈云回忆讲：“1931年顾顺章叛变以后，我是特科主任，康生叫‘老板’，潘汉年叫‘小开’，我叫‘先生’。1932年我去搞工会工作，康生接任。康生后来走了，以后就是潘汉年负责。”

（周的代号叫伍豪，邝惠安原名龚昌荣，是红队负责人，后因叛徒告密被捕英勇牺牲）

康生接任特科的原因，是他跟李立三分道扬鞭，选择紧跟六届四中全后，风头一时无两的王明。

后来离开上海，也是因为王明让他去苏联给他当助手。

值得一提的是，康生在苏联时期积极参与了苏联内部的运动，顺理成章被苏联方面当成积极分子培养，成了我党为数不多（有说是唯一）受过“克格勃”全面训练的专业人士。

1937年12月，康生和王明、陈云等人借道新疆返回延安。

回国没多久，康生又跟王明闹掰。

1938年下旬召开六届六中全，这个会过后，康生就基本得到了教员的信任，开始帮助教员处理反特锄奸方面的工作。

康生跟陈云，好像有某种奇怪的羁绊。

当年在上海，康生是区委书记，是陈云的领导；后来特科改组，陈云又成了康生的领导；到了莫斯科后，康生又压陈云一头。

回到延安后，陈云是中央组织部长，一开始压康生一头。

但社会部成立后，在一些权责上，跟组织部有交叉，比如审干、交际等工作。

后来康生风头越来越盛，把组织部比较核心的审干工作接过来了。

这两个人都变成大佬之后，在工作作风，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上，有明显的区别。

最突出的就是审干问题，康生跟陈云的工作方法大相径庭。

康生接手隐蔽战线领导工作后，那是怎么夸张怎么来，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康生讲：

“敌人已经大量渗入延安和边区，潜伏在各机关、学校，尤其经济和文化单位的敌情最为严重，以致一年来，各种破坏和阴谋活动层出不穷。”

此后，康生又发动了抢救失足者运动，短短半个月就抓了1500个嫌疑分子。

反特锄奸确实是延安的刚需，也是抗战时期的必要工作，但康生一朝权在手，把运动搞得这么大，牵连到这么多人，确实太过了。

自古以来，反特锄奸工作，都是最难办的。

松了容易出事，紧了又会伤害无辜的人。

这里面的尺寸确实不好把握。

但有一件事是无疑义的，这一时期的工作犯了扩大化错误。这没有什么好避讳的。

对于重要的历史，任何掩饰的后果只能是歪曲。

出现了错误，就会有责任承担的问题，把错误都归结到执行者身上，这是最常见的做法。

但1945年，教员在一次公开讲话时说：

“党校就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我是党校的校长。

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

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也是我。”

后来在七大会议上，教员也做了自我批评说：“审干中搞错了许多人，这很不好。”

这个世界上，从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

教员也不是生来知之。

也可以讲，教员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主要就在于教员长期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教员自我精进的武器。

1941年8月2日，教员在给萧军的复信中，提到这样一番话：

“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

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

每一种真正的历史都是现代史，从头看，兴亡成败，眼花缭乱。

历史上一事的成因，往往潜伏在数年，甚至是千百年以前。

复杂奥妙，让人嗟叹。

（全文完，感谢耐心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