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默克周虹:默克需要怎样的队友
天狮娱乐
天狮娱乐

业务范围

专访默克周虹:默克需要怎样的队友

发布日期:2024-08-24 08:28    点击次数:109

(原标题:专访默克周虹:默克需要怎样的队友)

7月底,走进默克北京办公楼时,周虹正坐在进门大厅开放式区域,和肤色各异的同事边吃工作餐边聊天,中文、英文、德文不停切换。。

周虹是默克医药健康全球执行副总裁、中国及国际市场负责人。过去三年,在默克这家有356年历史的科技公司,周虹管理着医药健康业务除北美外的全部市场。此外,周虹还负责默克全球心血管、代谢和内分泌产品线,这一产品线占据默克四大治疗领域的核心地位。

周虹爱笑,讲话略带南方口音,喜欢别人叫她“虹”。在中国,“虹”既指代象征着乐观和希望的彩虹,也有“桥”的意味。2021年,接过默克抛来的橄榄枝时,周虹就把自己定位为“桥”——她希望做好中西桥梁,促进默克总部和中国间的理解和支持。

周虹是温州人,从12岁起旅居德国,现在是跨国药企中职位最高的华人之一。过去二十多年,她曾在包括拜耳、罗氏在内的外资药企任要职。

由于还要同时处理欧洲、拉丁美洲、亚太和日本等市场的工作,周虹不常驻中国。这次是周虹2024年的第三次回国,除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外,她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和许多本土生物制药企业CEO见面。

周虹发现,因为中国生物医药持续的资本寒冬和靶点“内卷”,加上地缘政治和文化差异让中国企业独自出海的难度变大,希望借船出海的中国药企和默克合作的意愿越来越强烈。

中国创新药的出海热潮和默克的目标不谋而合——默克希望未来至少50%的创新来自外部。这个目标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在与其他大型制药公司收购新药物分子的竞争中,默克必须够敏锐,动作够快。每两周,周虹都会参与默克医药外部创新投资委员会的会议,试图抓住最好的潜在合作项目。

“Yes or no”

2023年年底,默克先后与恒瑞医药(600276.SH)、和誉医药(02256.HK)达成合作,拿下数个新药项目的部分权益。

签约时,周虹想到2023年初受访时说过的一句话:希望助力把中国创新带向世界的舞台,多多和中国创新企业合作。“我兑现了这个承诺。”周虹说,整个2023年,默克达成了三个交易,其中两个来自中国。

为了能尽快在商务拓展(BD)中行动,默克在2023年成立了一个特殊的管理会——外部创新投资委员会,成员包括默克集团执行董事会成员、医药健康业务首席执行官顾昆博(Peter Guenter)、周虹、北美市场负责人、研发负责人以及CFO。

每两周,外部创新投资委员会把潜在的合作项目过一遍,委员会成员讨论项目报告后,顾昆博一个个点名问:“Yes or no?”最后,再由他下最终决定。

“好的外部项目一定会赢得各方关注,如果与我们的BD目标不很契合的,我们也会果断‘say no’,不耽误人家的选择和决策。”周虹说,默克和恒瑞医药、和誉医药成功签约,就是因为默克对它们足够关注、决策速度足够快。

也有遗憾的时候。有时,委员会“say no”,后来发现其实不应该;有时,委员会还在内部讨论出什么价,管线已经被别人买走了;有一次,默克正在谈一个项目,对方整个公司被买走。出现遗憾时,委员会不去追究到底是谁出的错,而是向前看,“想办法把下一个球踢进去”。

在挑选合作伙伴时,默克看重三点。第一,其在研项目是否具有独特性;第二,是否对应未被满足的需求;第三,是否符合默克的专长。

周虹说,默克不会在一个自己完全没有经验的领域寻求队友,而是要在自身已有产品,或和已有研发能力相匹配的管线中挑选。在几个硬标准外,合作伙伴的诚信度、是否能和默克产生化学反应也很重要。

过去,默克的合作方主要是美国的生物技术公司(Biotech),近两年,进入委员会讨论阶段的项目有很大比例来自中国。在BD过程中,周虹觉得中国的生物医药行业虽遇低谷,但积蓄着强大的力量。

合作时,中国Biotech主要诉求是把产品的商业价值最大化,而且很在意速度。它们会直白地告诉默克:我们不能慢,因为中国的fast follower(快速跟随者)很多。

每年,顾昆博都会与合作伙伴见面,探讨如何共赢。他常和周虹说,寻找一个合作者就像领养一个孩子一样:“我们家里孩子不多,会把合作伙伴的孩子当成亲孩子对待。”

世界创新进入中国,中国创新走向世界

这次回国,周虹一个强烈的感受是,来自政府的支持意愿更强了。

顾昆博也和周虹感慨,在一些国家,他要反复解释生物医药为什么重要,但在中国,各级政府、各部门都觉得生物医药很重要,也特别务实,让他“直接提问题,看看有哪些是我们能做得更好的”。

今年4月份,周虹参加了多个跨国药企全球高管与政府的沟通会。周虹说,同行们在这些会上的关注点主要有三:其一,中国的医药审批已经和国际接轨了,是不是能更进一步接轨,让临床研究审批更便捷?其二,从知识产权保护角度,中国有对临床数据的保护规定,但没有实施细则,什么时候能有?其三,在药物定价方面,怎么做到可及性和鼓励创新的平衡?

这次回国,周虹也听到一些担忧的声音:药价低一点,才能让老百姓用得起,但如果太低了,也会妨碍一些创新。

“改革开放让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变为现实,比如全民医保让老百姓用得上药,看得起病。但未来,我们希望在保基本的同时让患者有更多选择。比如,国家可以制定医保支付价,或通过商业保险补充,让患者可以选择不同的药物和医疗服务。”周虹说。

周虹清楚医保支付标准面临的挑战:标准设定过低,可能危及企业的生存发展;标准设定过高,一些欠发达地区就难以承受,找到平衡点很难。她认为,各地民情、经济能力各不相同,有的人倾向选择较为便宜甚至有全额医保的仿制药,有的人群愿意自费购买价格较高的原研药。探索更灵活的医保支付方式可以让患者有更多的选择。

2015年,时任罗氏中国区总裁的周虹谈到过她的“中国梦”:让中国老百姓能第一时间用上创新药;中国“智”造能造福全人类;中国人才能走向世界舞台。当时,很多人觉得这些是天方夜谭,觉得周虹回国不久还不了解国情。

人们的悲观不无道理——彼时中国创新药研发基础薄弱,几乎没有本土创新药,进口肿瘤药上市时间平均比欧美晚6年—8年,而且医保改革处于初期阶段。

也是在那一年,中国任命富有改革精神的官员毕井泉担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主导中国药物审批制度的革新。此后,一系列鼓励药物创新研发的审批和金融政策在中国得以施行,中国医药市场取得长足进步。近十年,中国批准上市新药451个品种,其中本土企业研发上市的创新药占37%。中国批准上市新药占到全球14%,在研新药项目占全球33%,基本形成了规模仅次于美国的创新药系统。

“我们既是这场变革的参与者,也是受益者。”周虹记得,在今年4月的国际医药创新大会(IPIF)上,毕井泉在讲话中特别提到了她。毕井泉说,中国的改革不仅惠及了中国患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成就了跨国企业在中国的业务,培养了以周虹为例的国际人才。

近几年,许多跨国药企在中国追求产业链的本土化。周虹介绍,在生产层面,默克在南通有工厂,能满足中国市场的药品供应;但在研发层面,她希望全球创新继续快速进入中国的同时,中国创新也能走向世界。

“国际化才能真正促进人类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正是因为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大,才成就了现在的中国。”周虹说。

乐观者向前

“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是回国。”周虹告诉经济观察网。

2011年,周虹回国工作。2015年,她担任罗氏中国区总裁,随后从2016年起连续参加国家医保谈判,推动十多款新药在中国上市。

周虹会拿出80年代的黑白相片给世界各地的同事们看,告诉他们,这是她1983年离开中国时的温州。那时的温州到处是农田,周虹坐三轮车到码头,从码头坐大约一天一夜的船去上海,从上海坐两天火车去北京,再在北京等一周一趟的飞机去德国。周虹也会告诉他们,现在温州有近千万人口,有直达罗马的飞机,去上海只需要几个小时。这让老外非常震撼。

担任罗氏中国区总裁时,周虹给自己定的任务是促进肿瘤患者的药物可及性。2021年,接过默克抛来的橄榄枝时,周虹给自己的定位是“桥”。

“我希望做好中西桥梁,不管我去到哪,我代表默克,但我又是一张中国人的脸,就好像一个外交官能促进互相之间的理解和支持。”周虹说。

周虹觉得,“中国及国际市场负责人”这个特殊的职位本身就代表着默克对中国的重视——对于大多数跨国企业而言,中国一般是隶属国际市场,不会和国际市场平行。加入默克第一天,总部给她寄来一份发黄信笺的复印件,那是1888年威利•默克(默克家族当时的成员之一)到中国旅行时的日志,他写道:“我坚信只要中国愿意,就可以变得比任何国家都更强大。”这份原始书信现在还保存在默克的博物馆里。

默克自1933年进入中国,91年间,中国区员工从22名员工发展到4500名,累计向中国投资60亿元人民币。现在,默克关注四大疾病治疗领域,包括辅助生殖,心血管、代谢和内分泌,肿瘤,神经病学和免疫学,在中国经营13种药品。在这些产品中,既有100多年历史的经典糖尿病药物二甲双胍,也有近几年在中国上市的肿瘤药物,还有居于行业领导地位的辅助生殖药物。

在许多人眼中,默克“很稳”,周虹觉得这与默克的长远眼光和行事风格有关。默克家族在和她的定期沟通中,有时谈到一些波动,他们会说,不用着急,默克经历了一战、二战,现在的问题也肯定会过去的。由于行业环境变化,默克的中国业务也有波动,他们也告诉周虹,他们相信中国有足够潜力,只要默克不断引入更多创新药,业绩一定会恢复。这种“稳”,也让周虹更放心地去做事。

周虹喜欢阅读,钟爱《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这本出版于她少年时代,讲述牧羊少年在梦境指引与自我怀疑中寻找宝藏的书,无数次给过她力量和勇气。过去二十多年,她在不同国家、企业生活和工作过,经历了个人的成长和蜕变,也经历了生物医药行业的起起伏伏。

“不过,我倒不觉得现在是寒冬。”周虹说,她在上海工作时,听说仅在张江就有40—50家药企做PD-1,“也许是那时的生物医药行业过热了,近期是回归理性的调整”。

周虹是个乐观者。她说,等冬天过了,春天就会来,自然之选势必优胜劣汰,但好的花朵还是会开。